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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王朝，靠大人物发现人才，然后委以重任，是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。著名学者桑榆先生称这种现象为“发现式用人”。
用人靠个人发现，若慧眼识才，倒也无话可说。若慧眼不慧，就会把庸才、蠢才当人才重用，造成严重后果，甚至国破家亡。历史上演绎过多次这样的悲剧：
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，立长子杨勇为太子，后发现次子杨广孝悌恭俭，贤良持重，便不顾满朝文武反对，硬废杨勇立杨广。杨广即位后，荒淫奢侈，大兴土木，横征暴敛，穷兵黩武，仅十四年就丢了江山，杨家后人全部被杀。
北宋年轻无子的哲宗赵煦猝死，向皇后非要其弟端王赵佶即位，说“先帝尝言，端王有福寿，且仁孝，不同于诸王”。宰相章惇坚决反对，说：“端王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。”赵佶排行十一，按长幼顺序，论贤德才能，都轮不到他，但先帝发现就得当人才用。赵佶（宋徽宗）即位后，重用蔡京等奸佞，穷奢极欲，崇道信神，胡折腾二十多年，大半壁江山被金人夺去，赵佶父子被俘，南宋偏安一隅。
明神宗朱翊钧为明穆宗朱载的妾李氏所生，排行老三，非嫡非长，按制度规定，根本即不了位，是朱载偶然发现了这个“人才”。他在宫中驰马，朱翊钧拦马谏道：“父皇是天下之主，一个人骑马乱跑，难道不怕落马摔着吗？”朱载甚喜，立即下马，夸奖一番。还发现他几岁就能熟背经书中某些段落，认为聪慧异常，六岁就被破格立为太子。朱翊钧即位后，沉湎酒色，挥霍无度，肆意搜刮民财，二十多年不上朝，国家危机四伏，走向衰亡。
发现式用人，都是以个人好恶为选人标准，往往该用的不用，不该用的偏用，或只用身边亲信和宠信之人，其他人才根本不予理睬。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过去，也透视着今天。时下，有些官员听一次工作汇报，就发现个人才；有一段亲密接触，就认为仁厚；受一番殷勤伺候，就感觉贤能……其实，这只是个人的趣味。
人为发现必然带来人为缺憾，如果把优点放在一块说，他就是个人才；把缺点放在一起讲，他就是个庸才。再说，一人一个想法，一人一个提法，一人一个干法。抛开组织原则去发现，丑陋就会裂变为美丽，肮脏就能转化为洁净，低贱就要升华为高贵。为官一任，“发现”一方，必然留下烂摊子一大筐。
某副省级官员到一村蹲点，仅听听汇报，看看农户，接触数天，就发现村书记是个人才，说此君堪当大任。高官发现就得重用，县委先后任命其为国企厂长、总工会主席、县公安局长等要职。上任后，多次留下“半截子”工程，给企业和职工造成重大损失。在公安局长任上，还发生警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等大案。实践证明，此君纯属庸才。
可靠与可怕常常只一步之遥，那些一望可知的大都不真实。人最容易被耀眼的表面迷惑，看惯了鲜艳花朵，再看荆棘就不顺眼；听惯了阿谀奉承，再听忠言就觉刺耳；喜欢鲜花簇拥，就不辨香花毒草；走惯了平坦大路，就不愿意走曲折小道，即使大路上有陷阱也不听劝。
再说，发现者视野有限，有幸被发现的只是目光所及之人，视线外的大量人才无疑被忽视和埋没。靠个人发现，必然牺牲公平。被发现就能重用，还会诱使一些人绞尽脑汁，投机钻营，逢迎拍马，弄虚作假，使庸才得志，俊才遭弃。官职由发现者所赐，为官者就会感恩个人，不把组织和百姓放在心上。
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无论贤与佞、能与庸、优与劣，都一清二楚。公开选拔，竞聘上岗，优胜劣汰，真正的人才才能脱颖而出。（墨未浓/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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