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嫁给他时，她16岁，他14岁。她出身地主家庭，虽说只是比一般的农民过得好一点，但当时这样的“成分”足以让她在说媒时落在下风。而他家，却是光荣的贫下中农，兄弟多，母亲在当地又颇有威信，一家人在乡里也算是有些名气。因此，当她带着娘家打发的一头牛嫁进他家——虽说这样的嫁妆在当时来说已是十分风光，足以让她在婆家挺直腰板——但她依旧显得很谦卑，处处遵循着传统的媳妇道德，事事都不敢违逆公婆，得罪兄弟，尤其不敢对他说一个“不”字。二岁的年龄差和传统的以夫为天的思想，也让她像一个姐姐、一个母亲一样照顾他。为他缝制新衣，为他赶制新鞋，生病了侍候着，生气了任打任骂。就算后来有了孩子，也丝毫不能移走她对他的重视。不许顶嘴，不许反对父亲，父亲没动筷不许先吃，这些成为她子女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农村农事繁重，她也一力承担，不让他受累。她总说：“他是读书人，不应该做这些。”于是，种地、打柴、喂猪、养鸡……无论脏活重活，她都乐在其中。而他，却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为他付出的一切。
不久，他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。这在当时落后的山村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。她自己没读过书，对读书人有着一种盲目的敬仰。于是，在她眼里，他更如神抵般威严，而她则更加卑微得如同他脚旁的一颗灰尘。她愈发地崇拜他，事事都想着他。家里有好吃的，除了长辈的部分，她总为他留着，舍不得吃上一口。有了新布料，她也总寻思着给他再添件新衣裳，而自己的衣服却总是补了又补。等他回来，她更是如同迎接最尊贵的客人，就算再忙的农事她也都放下，只一门心思地侍候着他。
对他读书，她也不遗余力地奉献着。那时，到县城没有班车，进一次城要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去，翻山越岭，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。遇上冬天，大雪封山，不仅山路更难行，一双薄薄的布鞋也难以支撑雪地的行走。而那时的学校资源短缺，学生要柴米自备，每月交到学校统一安排。而他，也许是因为没有假期，也许是因为想逃避农活，常常是一学期只回一次家。送柴、送米的任务，理所当然的落到她的头上。无论天气如何，无论生病与否，她从未耽搁过一次送柴米的时间。他，却仍旧是那幅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但他确实是读书的材料。转眼高中毕业，他如愿考上了远方一所大学，成为当地第一位大学生。她更加以他为傲，更加心甘情愿地为他奉献着。大学在远方，不再需要她送柴、送米，他回家的次数也更少了。她便守在家里，为他抚养孩子，为他孝敬父母，安静地等他回来。然而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又如何能抵抗大城市的花花世界？在那个远方的没有她的世界，他看到了许多与她完全不同的女孩，她们独立，有活力，不是卑微的守着他，而是可以与他侃侃而谈，与他思想相接，这似乎为他打开了一片可以畅快呼吸的天空。很快，他遇上了所谓的“爱情”，他想离开那个一直卑微的她。他忘了她为他做的一切，他不想见她。之后的七年时间，他便一直停留在城市，即使家书如雪，他依然坚持着不再回家。直到二哥带着父母的命令从家乡赶来，才将他带回了她面前。然而，面对她的，不是她想像中学成归来，与她幸福一生的画面，而是一句冷冰冰的“我要离婚”的话语。她完全无法招架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深处山村，从小受着“三从四德”熏陶的她，哪里接受得了“离婚”这样的新兴名词。她只一昧地哭，不知反抗，她对他的决定从来都没有反对过，这一次，她仿佛也只能听他的摆布。幸好，他的家庭都极力反对，母亲更是用与父亲离婚相要挟，他坚持了很久，才最终妥协。他们的婚姻终究保住了，可谁能说这究竟是幸与不幸？
之后，她更加紧紧地守着他。母亲去世，他入县城工作，分了房子，三儿、四儿也入城读书。她便将父亲交由二儿媳照顾，跟着他搬到了县城。他回家一趟，她会催着他快回来；她回去一次，也尽量在最短时间返回。她不顾一切地只管守在他身边，饭做好了端到他手里，他换下衣服她默默洗掉，若他有什么病痛，她更是寸步不离地照顾着。他从不用做什么家务，也不用理会她的感受。只管着自己的工作，遇到不顺心，他也自顾自地将火发到她身上。但她太卑微了，就算他骂她、打她，她依旧满脸笑容地对他嘘寒问暖。丈夫为天，她觉得只要他在她身边，即使为奴为婢，也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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